邵逸夫老先生捐资一亿港元，人们钦佩他的高尚人格和悲悯胸怀。万科老总王石先生捐资200万人民币，引起媒体网络以及坊间热议，其中多数是批评和谩骂，更令人费解的是万科公司提示员工捐款额以十元为限，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王石先生就负面评价写下了近千言的文字进行阐述，捐款数额自由支配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理由，但这篇解说反而引起了更多人的反感。

　　大灾后捐款的数额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事项，每一笔捐款都是救命钱，人们在批评和监督着公众人物的捐款数额。有人从中看出了国人的攀比心理；有人说，量力而行不必苛责；有人说，不仅是理念上的差异，更深层的是人文素养的不足。

　　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个人捐款已达276亿美元，并承诺身后只留给子女一亿美元，将旗下的所有个人资产悉数捐赠；股神巴菲特早在前两年就将370亿美元捐赠比尔盖茨基金会；而上世纪初石油巨头洛克菲勒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更是为国人所耳熟目详。

　　天赋人权、人道主义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还被主流意识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离开人性的课题太久远了。施者不尊受者不卑，施千金不尊施一文不卑，国人从不缺少助人为乐的精神，缺少的是细节关怀。人文素养不足是人心浮躁和戾气丛生的根源，救助行为可以在批评监督和紧急状况下面面俱到，但真正融入灵魂的悲悯却非指日可待。

　　理论上来说我们无权进行任何意义上的逼捐或诱捐，国有慎独外有忏悔，都是自觉自愿的行为，除了等待只有包容。捐千金和捐一文都是善行，但我们不是圣人也不是神父，难免会抱不平，去指责监督攀比富人名人或他人的行为。如果这种指责监督攀比能有助于大善，那么因事制宜舍小取大为上。

　　“生命第一位”是一个朴素的道理，尽全力救助生命是至高无上的善行，在此次大灾中我们的政府充分体现了大爱大善。政府与国家是两个概念，爱国不能完全等同于爱政府。我们出生在这片国土上，爱国彷佛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但政府爱人民，人民才会爱政府。灾难发生后人民在哭泣的同时观望和监督着政府的表现，毫无疑问政府的快速反应和正确处理感动了全国人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在救灾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国务院将2008年5月19日至21日定为全国哀悼日，19日全国人民共同默哀3分钟，并下半旗志哀，此举顺应民心意义深远，这才是人民拥护和爱戴的政府。

　　《国旗法》明文规定，国家主席等重要领导人逝世可以下半旗志哀，为国捐躯的烈士可以下半旗志哀，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也可以下半旗志哀。但是2008年5月19日前，五星红旗从未曾因自然灾害因普通百姓降下过半旗，这是中国政府史无前例的进步。

　　爱之深责之切，批评和监督是进步的阶梯，是灾后新生的力量，是民族振兴的康庄正道。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的余震还未平息，灾难中需要反省和改进的事项还未来得及思考。时间是医治伤痛的良药，但痛定还需思痛，希望这次举世震惊惨绝人寰的大灾难最后不要演变成一场规模盛大歌功颂德的表彰大会和庆功宴。